留学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

留学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

特约撰稿：徐行

本文发表于《神州学人》杂志2001年第7期

共产主义的火种在东方大地上燃亮，大致经过了三个步骤：

• 首先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的出现；

• 其次是政党萌芽状态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 最后是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的诞生。

在这个过程中，一批激进的留学生始终发挥了核心作用。他们不但分别从日本、俄国、欧洲三个不同渠道引进了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参与了几乎所有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建，直接领导了全国性先进政党的创立。

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党员及早期高层架构基本上由四部分人组成：

• 一是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董必武、林伯渠、彭湃为代表的早期留日生。

• 二是瞿秋白、罗亦农、王一飞、刘少奇、任弼时等俄国培养的革命骨干。

• 三是以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李富春、向警予为代表的旅欧勤工俭学生。

• 四是张国焘、邓中夏、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等未留过学的国内先进知识分子。

归国留学生不但占了中共早期高层领导成员的四分之三，而且相当一批杰出的留学精英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他们在中共80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民主革命时期，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儿童院及苏俄其他院校毕业的一批批留学生纷纷加入党内，不断增强了革命的骨干力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的留苏东欧生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大批留学生，他们对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我们把共产党组织在中国的萌生和壮大放到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仔细审视，就会看到：留学生与中国共产党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从国外接受了新思想的留学生们最早从事了建党活动；而中共在不断壮大过程中又充分吸收了陆续归来的赤色学子。在近代中国数十万留学生中，信仰共产主义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他们却在造就一个至今世界上最大政党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使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遍布中国大陆。

留学生出身的中共党员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普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理论修养，知识结构新，视野开阔，头脑灵活，易于接受新事物，民主意识强（当然，他们中某些人亦存在不谙国情，厚洋薄中等弱点）。由于中共早期高层领导中留学生出身者较多，使得中共创建初期整体文化素质较高、充满活力；由于中共在80年的奋斗历程中不断吸收留学生参加，使这个党经常补充着新鲜血液，总具领先和创新意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最先进的政党，是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本文试图通过对早期留日生、旅欧勤工俭学生及留俄生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发展的重要影响的阐述，使读者能对留学生与中共的关系有一个较清晰的认识。

早期留日生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萌发和创建

中国共产党最早究竟是由哪些人创立的？现史学界公认“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然而，不论陈独秀或李大钊皆是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了社会主义理论回国后进行传播的。如果没有昔日的留学经历，亦不会有其后来的建党之举。在“南陈北李”周围，团结着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留学生，他们对引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筹建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起了决定性作用，对西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着深远影响。

在所有五四时期留日生中，最早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首推李大钊。1914年至1916年李大钊在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留日期间他接触了日本的社会主义学者，阅读了西方社会主义著作，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使其思想发生重要变化。

陈独秀1901～1904年先后四次东渡日本留学（其间因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多次中断学业秘密回国），曾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堂、成城学校、东京正则英语学校、日本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留日期间他开始接触西方社会主义理论，并结识了李大钊。1915年陈独秀回国后和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沈尹默等一批昔日留学生领导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他从鼓吹民主与科学进而宣传马克思主义。

除李大钊陈独秀外，还有不少杰出的留日生在五四前后接触或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李达1913年、1917年两次东渡日本留学（中间曾因病辍学）。在日期间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三本著作。1920年回国后曾在上海主办《共产党》月刊。中共另一创始人李汉俊留日时间最长，1902年便入日本晓星中学，1918年底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他翻译了不少西方社会主义论著，并创办了《劳动界》周刊。董必武1914年考入了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1917年参加毕业考试，在日期间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的书籍，回国后在李汉俊帮助下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彭湃1917年初至1921年5月，先后在日本成城学校、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留学期间他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建设者同盟”，还和李春涛、杨嗣震等留日学生组织了“赤心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赤心》。

在国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留日生们回国后积极开展了引进和宣传活动。五四时期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社团主要有两个：一个是1918年李大钊在北大组建的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会设有翻译室，分英文、德文、法文三个翻译组，搜集、翻译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原著和有关的书刊；另一个是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核心成员多是归国留日生，如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等，他们以《新青年》杂志社为据点，经常集会讨论中国社会改造问题，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群。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共产主义的萌芽最早在这里诞生了。

在积极引进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已归国或正在海外的留学生开始筹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共“一大”前建立的八个共产主义小组中，有两个是完全由留学生在海外创建的（巴黎小组、东京小组），有三个是以归国留学生为主建立的（上海小组、北京小组、武汉小组），还有三个是接受了“南陈北李”的指导而建的（长沙小组、济南小组、广州小组），这其中留日生亦起了决定性作用。

1920年七八月间，陈独秀在上海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雏型，其核心成员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刘伯垂、施存统等（以上均系归国留日生），还有从俄国归来的杨明斋和即将旅法的陈公培、赵世炎以及很快赴俄的俞秀松等人。该小组一些成员后来分散到各地，促进和帮助了各地共产党组织的筹建。

上海小组筹建过程中，陈独秀始终与北京的李大钊保持密切的联系。他曾写信给李大钊和张申府，最后共同确定叫共产党。上海小组成立后不久，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等即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张申府随即赴法）。上海小组还曾派李汉俊到武汉帮助董必武筹建了武汉地区共产主义组织。陈独秀亦派在日本留学期间相识的刘伯垂前往武汉开展建党活动，刘分别与董必武、张国恩以及陈潭秋、包惠僧等人秘密联系，于1920年秋成立了湖北共产主义小组。

山东、湖南两个共产主义小组虽然其成员不是留学生，但这两个组织的建立均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的指导。山东进步学生王尽美与北京学生组织建立过联系，并亲赴北京向李大钊请教了一些问题。北京小组建立后，李大钊派人到济南帮助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均未留过学，但其思想的转变受“南陈北李”的影响很大，湖南小组的建立也间接受到他们的指导。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时曾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手下做过图书馆管理员。1920年4月，毛泽东回湖南途中转道上海，他回忆说：“在那里，我再次看见了陈独秀。……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斯诺著《西行漫记》第130页，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毛泽东与陈独秀讨论了改造湖南的问题，他由沪返湘后，在创办俄罗斯研究会、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共产党小组的过程中仍与上海小组和陈独秀保持着联系。

同年夏季，原为上海小组成员的施存统东渡日本攻读经济学，到日本后，按照陈独秀的要求，与在日本南部鹿儿岛的周佛海取得联系，成立了日本共产主义小组。

中共创立时期的李大钊

共产主义的萌芽在上海、北京等地破土而出后，以“南陈北李”为首的进步留日生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开始了筹建全国性统一政党的伟大创业。1920年李大钊、陈独秀分别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1921年6月底，另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达上海，与当时上海小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再由李达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函商，确定近期在上海成立全国性共产党组织。然后二李分别写信给各地小组，通知其速推选两名代表来沪开会。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正式召开，李达、李汉俊承担了大会的会务及后勤工作。会址选在李汉俊之兄李书诚（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的寓所，与会代表的住宿则由李达及其夫人王会悟安排。中共一大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领导全党工作，其中归国留日生占了三分之二。

在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上，留学生亦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第一天的大会即在英租界南成都路李达的寓所举行，留日出身的陈独秀、李达、施存统，旅法归来的蔡和森、向警予及国内代表共12人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选出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五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另选出邓中夏、向警予二人为候补中央委员。这届中共领导核心中留学生出身者占了七分之四。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直至国民革命失败前，早期留日生始终在党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陈独秀从中共一大至五大连任党的最高领导，李大钊在1927年以前一直是中共北方的主要领导人。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早期留日生均在中共党内和国民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他们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国共两党力量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另一留日生彭湃则因成功地领导了广东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运动，被誉为广东“农民运动大王”。

虽然，1927年后因李大钊的牺牲、陈独秀等人的脱党，早期留日生的力量损失很大，作用远不如前期明显，但他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在20世纪20年代留日、旅欧、留俄三个渠道归来的留学生中尤以留日生资格最老，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核心中虽人数不多，但起着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基础的奠定、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早期组织的发展、对国民革命的蓬勃兴起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第一代留俄生与中共骨干力量的增强

中国近代留俄热的兴起始于五四运动后。此时俄国已建立了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1919年至1920年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时代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促使中国人的目光由西方转向俄国。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由对苏俄的关注和好感，转向以俄为师，最后发展到欲赴十月革命的故乡去取真经或去看虚实，五四运动后遂掀起了一股向往苏俄、学习苏俄的高潮。

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初步建立后，急需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然而当时在国内培养大批革命骨干显然是困难重重，只有依靠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上海小组特别是1920年随魏金斯基等人来华的杨明斋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1920年8月上海小组创办了外国语学社，杨明斋为校长，俞秀松任秘书。学生大多数是经早期共产主义者介绍来的，教师则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苏俄来华人员组成。学生学习的课程主要是俄语，兼学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常识。

上海外国语学社开办数月后，上海小组决定从外国语学社中挑选二三十名优秀学生，先后分三批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1年4月，杨明斋具体安排第一批留俄生的启程，一个月后又派出了第二、三批。由于燃料缺乏，交通困难，一路上走走停停，经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这些中国留俄生终于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期间抵达莫斯科。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从1921年4月起，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下设的东方训练班基础上筹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它起初属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后转由俄共（布）中央直接领导。1921年10月21日东方大学正式开学，国外学生主要来自中国、日本、印度、伊朗、土耳其等国，按民族语言分成若干班。这所大学一开始就担负着双重任务：既为苏俄东部地区培养民族干部，又要考虑东方“国家革命发展的一切特点，培养来自这些国家的干部”。（《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第126页。）

上海外国语学社选派的学生抵达莫斯科后，于1921年8月3日正式搬入东大宿舍，组成中国班。这是东方大学第一届中国班，该班学员计有罗亦农、刘少奇、王一飞、任弼时、肖劲光、彭述之、任作民、俞秀松、柯庆施、胡士廉、许之桢、汪寿华、卜士奇、任岳、陈为人、谢文锦、曹靖华、蒋光慈、韦素园、吴芳、周昭秋、韩慕涛、傅大庆、廖化平、韩平的、李宗武、吴保萼等三四十人。至此，以莫斯科东方大学为中心、以东大第一届中国班为主体，中共第一代留俄生正式诞生。

东大中国班的学员，刚入学时俄语水平普遍较差，为此，他们在俄语上下了不少功夫，经一段时间刻苦努力取得了明显效果，尤以任弼时、罗亦农等人进步较快。东大为中国班开设的课很多，学习内容集中在政治学科，尤其是马列主义理论，主要课程有：俄文、国际工人运动史、俄国共产党党史、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等等。

中国学生不局限于课堂学习，常抽出一定的时间参加实际政治活动。他们刚到莫斯科时正赶上共产国际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便轮流列席旁听了会议。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以及任弼时、肖劲光、俞秀松、柯庆施等留学生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盛会。几乎每到十月革命节、五一国际劳动节等重大节日，中国学生都要与当地人们一起参加游行、集会等纪念活动。他们还定期到当地工厂、农村参观。

留俄生们虽精神食粮较丰富，但物质生活相当清贫。当时苏俄的经济形势很严峻，物资奇缺，粮食紧张，中国学生经常挨饿受冻。白天紧张学习一天，晚上还要站岗放哨，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东大中国班开学之初，班内尚无党员，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入团的一批团员遂先在班内开展了团的活动。1921年冬，罗亦农、刘少奇、卜士奇等人首先由团员转为党员，在中国班内建立了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旅莫组”，由罗亦农任书记。翌年，王一飞、任弼时等更多的团员转党，党团活动在中共中央和俄共东方大学党部双重领导下得以很好地展开。1923年4月，赵世炎、王若飞等旅欧勤工俭学生的到来，使旅俄党员人数增加。经中共中央同意，当月底由罗亦农、彭述之、赵世炎三人组成了中共旅莫支部。在他们的领导下该支部开展了许多活动，特别重视了对党员组织性、纪律性的严格训练。

第一代留俄生在东方大学经过一至三年的学习后，许多人被培养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1922年起，因国内斗争的需要，部分学员提前结束学业回国。1924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陆续归来。这一批留俄生回国后，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共组织的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大皆产生了积极影响。

首先，由于留俄生受到系统正规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他们撰写了大量文章歌颂十月革命和俄国的新政权，使更多的中国人较深入地了解了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扩大了党的理论宣传。如任弼时1924年后撰写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苏俄与青年》、《苏俄政治经济状况》、《马克思主义概略》、《列宁主义的要义》等一批文章。罗亦农等人翻译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和其他理论著作。王一飞翻译了《共产国际党纲草案》、《新社会观》，并与瞿秋白合译了《政治经济学浅说》，这两本书被列为当时中共教育党员的基本教材。另一留俄生梁柏台1924年被派到海参崴做工运工作，他翻译了《联共党纲和党章》、《列宁主义入门》及有关工会工作的论著。

其次，在党的组织建设和工运领导方面，第一代留俄生也发挥了骨干作用。他们中许多人不仅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而且回国后很快担任了党和工会的领导要职。如刘少奇1922年回国后很快被派往安源，协同李立三组织工人大罢工，1925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此后，他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并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罗亦农回国后不久即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1926年就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与周恩来、赵世炎一起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后又担任过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中共长江局书记。

由于第一代留俄生中部分人在俄国受过专门军事训练，他们在从事军事斗争、建立革命武装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肖劲光在东大学习一段时间后，就转入俄国军校学习。他回国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率部参加北伐。1927年他再赴俄国，进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后成为杰出的军事家。东大另一学员王一飞1925年初转入俄军事院校学习，同年8月与二十余名留俄学军事的学员回国。归来后他参加了中共中央军事部的筹备工作，并以中央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参加了北伐战争，五大后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成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门最早的筹建者之一。

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中共第一代留俄生亦发挥了特殊作用。蒋光慈、曹靖华、韦素园等人将许多俄国著名小说、诗歌、剧本译成中文，并将部分中国文艺作品译成俄文，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外文化的融合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尤其是曹靖华自1923年起先后翻译了契柯夫、绥拉菲摩维支、高尔基等著名作家的上百万字的作品，还将鲁迅的《阿Q正传》译成俄文，扩大了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总之，在中共第一代留俄生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理论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们很快成为中共一支骨干力量，并在许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对中共组织的壮大、工人运动的发展、革命军队和无产阶级文化建设做出了特殊贡献。

20世纪20年代的刘少奇

刘少奇的留学生涯背景资料

1921年5月初，刘少奇与任弼时、肖劲光等十余名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从上海出发赴俄留学，8月3日成为正式组成的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员。同年底刘少奇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与罗亦农等人组建了中共旅莫支部。他在东方大学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调查、了解了俄国革命和建设各方面的情况，其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彻底的改变。1922年初他在东方大学填写“团员调查表”时，表示愿意从事“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当年春，因国内斗争的需要，刘少奇提前结束学业回到上海。他回来后立即投入工人运动中，与曾经旅欧勤工俭学的李立三一起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此后，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旅欧勤工俭学生与中共的发展壮大

五四运动前后国内掀起了一股出国勤工俭学运动高潮，这场运动不但改变了中国人的教育观念，使教育向大众化普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国的科技、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更重要的是它孕育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蔡和森、向警予、徐特立、蔡畅、赵世炎、王若飞、刘伯坚、陈毅、聂荣臻、李富春、何长工、李立三等一批共产主义分子和杰出的政治家，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走向。

旅欧勤工俭学运动源于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的积极倡导，自1917年他们成立了北京华法教育会后，各地纷纷建立起类似组织和各种留学预备学校，为大批青年赴欧勤工俭学奠定了基础。在他们的大力推动下，仅1919年从上海港出发的勤工俭学生就有12批之多，1920年赴法的勤工俭学生已近2000人。

中国青年到欧洲大陆后，主要集中在劳动强度大的钢铁、运输、煤炭等重工业部门，经常是高温之下，汗流如雨，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疲惫不堪。为了把钱节约下来供上学用，他们吃饭、穿衣、住房皆选择最低档最简陋的。劳动一天尽管疲困至极，他们还要利用一切时间刻苦“俭学”，晚上常要听几个小时的课。他们学习的内容以补习法文为主，同时还要学一些自然科学和哲学、文史等知识，并常阅读当地的报刊杂志。在勤工俭学的同时，他们还参加了许多政治活动。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21年发生的200多名勤工俭学生进占“里大”的斗争，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罗学瓒、颜昌颐、张昆弟等104名学生因此被以扰乱治安的“罪名”遣送回国。

在异域他乡的特殊环境里，在共同的困难、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奋斗中勤工俭学生们纷纷组织起来。当时，在欧洲的各类留学生社团有20多个，影响较大的有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工学世界社、劳动学会等。这些学生社团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已突破勤工俭学生劳动和文化学习的范围，开始研究政治问题，寻求新的社会理想。他们在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中最终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在勤工俭学生中筹建共产主义组织。

1924年，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部分成员合影。前排左四为周恩来，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1920年秋，陈独秀委托前往里昂中法大学任教的张申府负责筹建旅法小组。张于1921年春先介绍刘清扬加入党组织，接着又与刘清扬一起介绍周恩来加入党组织。随后张、刘、周三人与赵世炎、陈公培取得了联系，成立了中共旅法小组。1922年3月，周恩来与张申府、刘清扬从法国迁居德国柏林，又与张伯简、李季等人组建了中共旅德小组。此时，旅欧的中共党员已增加到10人，同年底统一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张申府、赵世炎、刘伯坚先后任该支部负责人。翌年春，旅比利时的勤工俭学生中也有了中共党员，最早的党员有刘伯坚、聂荣臻等。

中共旅欧组织成立后，除领导了勤工俭学生们的政治斗争外，还积极创建了旅欧共青团组织。1922年6月3日,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巴黎郊区的布伦森林召开，与会代表有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王若飞、刘伯坚、肖三等18人，代表当时全部旅欧团员30余人。会议决定：统一的旅欧中国青年共产主义组织定名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赵世炎为总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1923年2月17日，旅欧少共正式改名叫“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赵世炎等12人即将前往莫斯科学习，改由周恩来任执行委员会书记。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少共公开出版了油印的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邓小平、李富春、肖朴生、傅钟、李大章皆是该杂志社的重要成员。邓小平从1924年起参加了旅欧党团组织的领导工作，虽年纪最小，但在负责编写、刻印《赤光》中，工作非常出色，被同学们誉为“油印博士”。

从1921年起，旅欧勤工俭学生陆续回国（其中赵世炎、王若飞、李富春、朱德、邓小平、聂荣臻等人从欧洲转入莫斯科，又在苏俄学习了一两年后回国）,他们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内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骨干。他们中涌现出一批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从20世纪20年代起几乎持续到八九十年代，他们在中共党内均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周恩来是1924年9月回到广州的，他先后担任了中共两广区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部长。在中共五大上他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此后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而且成为世界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

旅欧勤工俭学时期的周恩来

周恩来的留学生涯背景资料

1917年9月，19岁的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后东赴日本留学，10月进入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主修日语，兼学文理各科，1919年4月回国报考南开大学。他参加了五四运动，并被捕入狱半年。1920年11月周恩来由上海赴欧洲勤工俭学，12月中旬到法国，翌年转赴英国，一个多月后返回法国，边补习法文边为《益世报》撰写通讯，并于1921年春天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3月周恩来转赴德国，同年6月与赵世炎等在巴黎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编辑、发行《少年》（《赤光》）杂志。1923年2月周恩来任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当年夏再返法国，专门从事旅欧中共党团的政治活动，并帮助国民党建立了旅欧支部。1924年7月因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周恩来离开欧洲回国，9月初到达广州。从此，他开始了国内的革命生涯，成为举世闻名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外交家。

朱德（右）旅德期间与孙炳文合影

朱德的留学生涯背景资料

1923年9月，朱德由上海赴德国留学，10月下旬抵达柏林，11月由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3月，朱德进入德国哥廷根市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学习，同年底返回柏林，专门从事革命活动，曾主编油印的进步刊物《明星》。1925年4月他在一次秘密集会上被德国警察逮捕，后由中国驻德公使馆保释，6月因参加德国共产党召集的声援五卅运动大会，再次遭德国警察拘禁。同年7月朱德离开德国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中大学习了几个月后又转赴莫斯科郊外的秘密军事训练班受训，并任学生队长。在俄国经半年多的军事训练后，1926年5月他离开莫斯科经西伯利亚、海参崴，绕道日本回国。此后，他长期在国内从事武装斗争和人民军队建设，被誉为“中国红军之父”，是举世公认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

旅欧勤工俭学生中另一个杰出政治人物是邓小平。

除周恩来、邓小平外，还有一大批旅欧勤工俭学生后来成为中共的重要领导人。赵世炎回国以后不久，担任了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兼北方区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6年改任江浙区委组织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书记，以后又任江浙区委第二书记，参加领导了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王若飞回国后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后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陈延年曾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江浙区委和江苏省委书记。陈乔年先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后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肖三曾担任青年团北方区委书记，后调任团中央组织部长、代理书记。张伯简任中共两广区委军委书记。穆青任中共两广区委组织部长。林蔚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组织部长。李季达任天津地委书记，袁子贞任天津地委宣传部长，他们与马志远一起在北京、天津、沈阳等地领导工人运动。高风曾任中共保定市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李慰农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旅欧生中还有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共军队的缔造者或将领。除直接归国的周恩来、陈毅外，朱德、聂荣臻、傅钟、范易、颜昌颐、熊雄等许多人都是从欧洲转入苏联军事院校学习训练了一段时间后回国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长期的军旅生活中锻炼成为中国著名的军事家。旅欧生始终在中共军队中占有重要位置，他们中出了三个元帅（朱德、陈毅、聂荣臻），一批将才。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在军中资历最深的朱德，他1922年赴德留学，1925年转赴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受中共委派回川军中工作。他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并与陈毅一道率部队上了井冈山。此后他长期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被人誉为“中国红军之父”。

旅欧勤工俭学生中还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妇女运动领袖，如向警予、蔡畅、郭隆真、刘清扬等。向警予1922年回国后不久当选为中共中央侯补委员，在中共三大、四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任中共妇女部长。蔡畅1925年回国后，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女部长，建国后任全国妇联主席。郭隆真曾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刘清扬曾任民盟中央执委兼妇委主任、全国妇联副主席。

总之，旅欧勤工俭学生在中共自身发展和政权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已成为中共领导骨干。1927年后，虽然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几经挫折，但是，周恩来、邓小平、朱德、陈毅、聂荣臻、李富春、李维汉等早年在欧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由于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理论修养，视野开阔、头脑灵活、民主开放，遂使他们成为同时代人中的出类拔萃之辈。旅欧勤工俭学生对中共的壮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建设、对中国政治走向的影响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任何一支留学队伍所不可及的。

留法勤工俭学时期的邓小平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对中共的特殊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留俄生在苏俄较集中进入的大学有两所，除了1921年联共（布）创办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外，当属1925年创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苏俄在莫斯科创办了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为国共两党培养骨干力量。这所大学的规模、招生人数和社会影响都大大超过了东方大学，成为当时中国留俄生的大本营。1928年中大进行了调整，将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生并到这里，1930年秋该大学停办。莫斯科中山大学虽然仅存在了五年多，但培养了一批影响中国政坛的重要人物，对中国共产党的兴衰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从1925年10月起，中共在国内选拔、推荐了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沈泽民、张琴秋、俞秀松、马骏、杨尚昆、秦邦宪（博古）、陈绍禹（王明）、李伯钊、何克全、陈昌浩、章汉夫、帅孟奇等一大批青年进入中大学习，此外还将一些旅欧勤工俭学和东方大学的学生并入中山大学。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也选派了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之女冯弗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邓演达之弟邓明秋、于右任之女于秀芝及邓文仪、张镇、康泽、韦永成等一批青年进入中山大学学习。中大还有一批中共领导干部，由于年纪较大，经验丰富，被编成一个“特别班”。该班成员主要有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叶剑英、何叔衡、夏曦、江浩、杨之华（瞿秋白夫人）等人。中大存在期间，共招收了4期中国学生，约1200余人。

中山大学起初为中国学生安排的课程主要有：俄语、军事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国际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俄国革命史、列宁主义、党的建设、工人运动。此外，每个年级还有劳动课、实习课以及参观考察。中山大学后期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作了一些改变，更注重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提出要利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来充实有关教学内容。学校经常组织学生下工厂实习、参观，组织学生集会、游行,让学生们发表政治演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和中国共青团五大，中山大学皆抽调了一批学生参加筹备和服务工作。

由于受到苏联党内极“左”思想的影响，加之王明等人逐渐形成帮派，并在中大掌握了一定权力，中大学生们被卷入了残酷的反托派斗争。1929年4月，联共党内开始了大规模的“清党”运动，联共中央监委派党员进驻中山大学，组织了清党委员会，对每一个中国学生进行了严格询问和反复审查。这次清洗把托派分子几乎一网打尽，但同时也使相当一批中国学生蒙冤受屈。凡是与中大校长米夫和王明一伙意见不合的，都被冠以“反对支部局”和“托派分子”的罪名，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国籍、开除学籍、流放到外地、送到西伯利亚作苦工等处分，一些人甚至被迫害致死。

1927年9月中山大学首期学生毕业，伍修权、朱瑞、左权等11名学生分别进入了莫斯科步兵学校和莫斯科克拉尔炮兵军官学校学习，俞秀松、周达明等人进入列宁学院继续深造，王明、吴亮平等人则留校任教或作翻译工作。还有一部分学生被派回国内参加实际工作。1929年初，第二期学生毕业。大部分学生被秘密护送回国，博古、何子述等十多名学生留校任教，杨尚昆、李竹声、盛中亮留在了中大社会发展史教研室工作，另有少部分学生被转入苏联其他学校深造。1930年秋，中大学生绝大部分陆续回国。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

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这批留俄生，回来后立即投入了国内激烈、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这批学生的政治意向迅速分化了。一些学生坚持中大灌输的政治信念，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亦有人在汹涌澎湃的政治激流前胆怯退缩了，退出了政治舞台。从总体上分析，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共学生毕业后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五类：

第一类，回国后为中共积极工作，政治思想上坚持马列主义。他们刚回国之初影响并不显著，但愈到后期影响愈大，如中大老年班的董必武、林伯渠，学军事的叶剑英以及乌兰夫、杨尚昆等等。他们为党辛勤工作，历经磨难，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逐渐担任了中共党内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并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中有些人壮烈地牺牲了，如后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1942年在对日作战中牺牲在太行山；中共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朱瑞在辽沈战役中阵亡；陈觉（又名陈秉强）、赵云霄（又名赵凤培）夫妇，被国民党当局以“策划暴动，图谋不轨”的罪名捕杀，他们曾举行了著名的“刑场上的婚礼”。

第二类，以王明为首的一伙人回国后形成中共党内一派势力，他们依靠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很快获取了党的最高领导权。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被捕后，王明代理总书记），博古任团中央书记（在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由博古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康生一度积极追随王明，曾任中央组织部长。王明等人极力推行了极“左”的错误路线，打击、排挤了瞿秋白、李立三、毛泽东、何孟雄等人。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才被结束。而原赞同王明观点的张闻天、王稼祥翻然悔悟，站到了正确路线一边，后成为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博古亦逐渐认识到错误，积极为党工作，后成为“四八烈士”。

第三类，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就接受了托洛斯基思想的一些学生，回国后继续坚持托派观点，并从事自己的政治活动，最终结成了中共党内一个反对派——托派。这类学生有区芳、梁干乔、陈亦谋等人，他们自1927年被陆续遣送回国。在国内他们又结成了几个托派小组织。在托洛斯基的直接干预下，1931年5月1日，中国各托派小组在上海召开了“统一大会”，统一名称为“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选举陈独秀为该组织的总书记，陈亦谋、郑超麟、王文元等人为常委。但该组织成立不久，其主要负责人纷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中国托派势力还未来得及发展便一蹶不振了。

第四类，一些留俄生回国后初为共产党工作，有的甚至还承担了重要领导责任，但被国民党逮捕后，很快叛变投敌。如曾经是王明帮派骨干的李竹声、盛忠亮（又名盛岳），从俄国回来后相继担任了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他们被逮捕后，皆投靠了国民党，盛中亮转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调查科工作。又如原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任卓宣（又名叶青），被捕后立刻改弦易辙，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第五类，还有一小部分学生，回国后脱离了共产党，但也没有投入国民党的怀抱。他们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转而从事文化、教育、科技乃至工商实业方面的事务，在其他行业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纵观上述几类留俄生，对中共影响最大的无疑当属第一类、第二类。他们对中共实际上产生了双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这批学生回国后壮大了共产党的力量，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特别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理论宣传、军事武装的扩充和政权的建立等方面他们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等回国后都曾在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任职，叶剑英、左权、朱瑞、傅钟、陈昌浩、夏曦等人回国后充实了从中央到各根据地的军队领导和军校建设力量，对加强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张闻天、沈泽民、吴亮平、何凯丰等人在中共的理论宣传上有一定的贡献，扩大了党在民众中的影响。王稼祥、马骏、帅孟奇、杨尚昆、黄励、乌兰夫、江浩等为党的组织建设、军队政工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后皆成为中共中央、中共军队、全国工会及地方主要领导之一。

另一方面，王明等人统治中央的四年间，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由于其采取极“左”的冒险主义路线，使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陷入被动，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往瑞金。在军事方面他们反对毛泽东、朱德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搞所谓“正规战”、“全线出击”，结果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损失惨重，红军主力一度由8万多人锐减至3万人，除陕北外几乎所有根据地皆被国民党军占领。而且，王明在中共内部实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斗争”政策，使党的干部队伍自损很大。其“左”倾路线是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造成恶劣影响最大的一次。